每經編輯｜每經記者 周程程    

◎每經記者 周程程

作為供給側改革今年的主要任務之一，中央和地方近期在“降成本”方面密集發聲。

近期，山東省就供給側改革出臺了40條新政，其中包括設立目標到2016年，通過減稅降費為企業減輕成本負擔500億元左右，各市企業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單位繳費費率統一降至18%等。

在地方重視降成本的同時，值得注意的是，《人民日報》近日刊發的對企業壟斷成本調查的文章也明確指出，在煤、油等原料成本穩定甚至下降的背景下，來自水電熱氣等壟斷性行業的成本仍然“堅挺”。

當前，面對降成本方面遇到的各種困難，該如何有力地推進降成本措施，以及降成本對供給側改革將產生哪些影響等，《每日經濟新聞》（以下簡稱NBD）記者帶著上述問題，專訪了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研究員張杰。

降成本可激發企業生產活力

NBD：在您看來，降成本在供給側改革中的重要性體現在哪里？

張杰：近年來，中國經濟增長所依賴的低成本優勢，尤其是制造業為主的實體經濟部門所依賴的低成本出口競爭優勢，正在發生著根本性的變化。中央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重大戰略部署中，專門將“降成本”制定為其中的一個重要環節，以此來積極主動地應對和破解中國經濟發展過程中所面臨的重大挑戰。

供給側改革抓住了中國當前經濟發展困局中的牛鼻子，而降成本正是牽動牛鼻子、把經濟抓活的一項重要手段。具體的降成本措施，可觸發企業生產部門的活力。成本降低，則利潤相對提高，讓企業更有動力進行投資，更有能力去進行技術創新。

NBD：您覺得目前哪些成本過高？

張杰：成本高的問題，我歸納為典型的“八高”現象：制度性的交易成本高；稅負、稅費高；勞動力的供給成本高，包括五險一金的社會成本等；高額的融資成本；能源成本高；較高的物流成本；相對高的土地成本；匯率成本高等。

目前不僅是傳統制造業的成本高，各界對成本過高給高新技術產業帶來的負面影響認識也不足。舉例來說，近期外界熱議華為是否會遷出深圳。事實上，在此之前，美、日、德等國在深圳投資的企業，都有遷出深圳的情況，這對深圳的發展產生挑戰。

其中一個典型的原因就是深圳的房價漲得很高，這對實體經濟的影響是很明顯的。比如，一個企業有幾十萬的員工，由于深圳房價高，所以買不起深圳的房子。企業若要把員工留在深圳工作的話，就要給他們很高的薪水，來彌補由于房價帶動的一系列連鎖的生活成本上升。生活成本高企的情況下，大企業也不堪重負。對于企業來說，企業本身肯定是希望整個生活、社會、房價等成本能夠更低，對高技術人才更具吸引力。

大企業搬遷的情況，這在中國其他很多地方都有發生。所以高成本不僅對傳統產業出口競爭優勢和轉型升級的能力造成極大負面效應，也會影響國家的創新驅動戰略實施。

制造業生產成本或可降20%

NBD：目前中國成本高企的原因是什么，這又會產生怎樣的影響？

張杰：成本高最根本的原因在于過去市場和政府功能的邊界界定不清，這影響了市場資源配置的效率。此外，過去地方對于土地財政過于依賴，也對企業的生產經營活動造成影響。

一個國家的產業結構是依據國家的綜合實力和技術創新水平而定。例如，美國以高端的技術創新為主的產業為發展導向，而中國相比產業結構偏于中低層次的技術創新產業。但是由于中國中低產業成本高導致其與美國的中低產業相比優勢減弱。另外，由于越南、印度的成本更低，相比于中國優勢也更強。所以，中國傳統產業面臨著巨大的擠壓。

以制造業為主的實體經濟發展過程中，若成本過高，將對其出口競爭及可持續發展能力造成很大的負面影響。如果不妥善解決降低成本，將造成中國傳統制造業過早、過快地喪失出口競爭優勢，相應中國出口方面的經濟增長動力面臨極大挑戰。同樣，成本過高，也將影響高新技術產業的發展。

NBD：您覺得中國降成本的空間有多大？

張杰：中國降成本的空間很大。據我估算，中國整個制造業的生產成本平均可降低20%左右。有報告指出，中國某些傳統業綜合生產成本已經和美國相差無幾，所以中國想要保持制造業大國地位，必須通過綜合的改革，使制造業不合理的成本因素去除掉，最終應該會大幅度降低。

舉例來說，中國的紡紗業以前也是具有出口優勢的行業，曾有研究者將在美國辦紗廠的成本和在中國辦紗廠的成本進行對比，發現中國在降成本上仍有很大的空間。比如稅收成本、能源成本等，通過對比發現，電價、電費都較美國高。這樣來看，一些傳統制造業成本降低20%絕對不是危言聳聽，當然實現20%的降幅需要一個長期的過程。

切實推進能源價格機制改革

NBD：既然降成本空間很大，那您覺得具體應該怎么降？

張杰：首先需要明確的是，降成本既有短期任務，也有中長期任務。這需要系統性地從“八高”入手來降成本，而不是某一個方面進行降成本就可以了。

具體來講，短期來看，中國某些制造業行業成本高，對其進行針對性的結構性減費降稅政策，能夠使他們在短期內有穩定的預期收益，激發起投資的動力和活力。但是減稅降費也是有一定限度的，一直降費財政也承擔不了。“冰山”下更大的問題是“八高”，這需要進行綜合性的改革，不能頭疼醫頭腳疼醫腳。對于這八個方面，有些方面降1%，有些方面降2%，整體上降成本的幅度就大了，綜合優勢形成以后，中國的產業就能夠實現在全球有持久的競爭力。

當然需要注意的是，從減費降稅來說，也不僅僅是短期的任務。先從短期來看，采取結構性的減稅政策，針對制造業特定競爭優勢快速弱化的行業進行結構性減稅，例如，通過稅收制度改革實現減稅，盡快將“營改增”推廣和落實到建筑業、房地產、金融業、生活服務業等領域。但從長期來看，整個稅負的降低與國家的行政體制、稅收制度的改革緊密相關，這又涉及到中長期問題。

NBD：近期，《人民日報》刊發的對企業壟斷成本調查的文章也明確指出，在原料成本穩定甚至下降的背景下，來自水電熱氣等壟斷性行業的成本仍然“堅挺”。這和您講的“八高”中的能源成本高也相關，對此您有什么建議？

張杰：國有企業為主的壟斷企業對中國制造業高成本的影響不可低估。國有企業層級較多，管理體制相對僵化，這也導致本身就需要高昂的管理成本和人力成本支出。并且，許多國有企業在產業鏈的上游，是用電用水的供應商，國有企業運行成本高的情況下，水電等的價格也變高，也導致下游企業的生產成本變高。

需要切實推進能源價格形成機制的市場化改革，真正降低制造業企業能源成本負擔。首先，真正落實當前制定的能源價格機制改革方案，進一步理順能源產品價格關系，使得汽油、電力等能源價格切實反映市場供求的變化。加快在躉售電價、留存電量價格、直購電和富余電量消納、天然氣直供、天然氣經營企業成本監審等方面的體制改革步伐，促進企業能源成本的降低。

同時，需要真正打破能源生產體系中的國有壟斷體制，優先將混合所有制改革全面引進到石油、電力等能源領域國有企業，進行減少管理層級的現代公司體制改革，通過經營成本和壟斷成本的降低，來進一步促進企業能源成本的逐步降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