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以來已經過去了7年，7年輪回，世界經濟危境已當轉勢。不過放到中國經濟的背景下，增速放緩之勢未轉，產能過剩之勢未消，收入差距之勢未減……是短暫的黯淡還是長期壓力的開始？對此學界有下滑論者，有刺激論者，有硬著陸論者，有創新創業論者……不一而足，莫衷一是。

問題與主義無須爭論，關鍵是要解決當下的問題。那么，問題是什么？

一是供給不足。服務業、高端制造業、中西部和農村地區基礎設施的供給依然嚴重不足，很多人為了購買一份心儀的體檢產品或一個馬桶蓋而遠赴海外，但也有很多城市卻每每在暴雨之后成為水城。這種短缺不可能單純依靠凱恩斯主義從需求端去解決。

二是需求不足。傳統工業的產能過剩依然嚴重，PPI已經連續43個月負增長，煤炭、鋼鐵、水泥等企業苦不堪言。產能過剩的實質仍然是產需不匹配，這種過剩也不可能單純依靠里根經濟學從供給端去解決。

我們需要摒棄“左”和“右”的偏見，從歷史中吸取管仲、王安石、張居正等先賢之政治智慧，也須吸取凱恩斯主義、貨幣主義和供給主義等西方學者之理論精華，平衡需求側擴張與供給側改革之間的關系，一手擴張不足之需求，一手改善不足之供給，以中國式新供給主義的理念，走出一條新路。

基于此，我們提出應對當前經濟形勢的八條對策。

一策：激勵官員，重建激勵相容機制，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

反腐打破了政府運行中原有的激勵相容機制，不過配套改革也需要隨之跟進。就像一場比賽淘汰了不會飛的鳥，但如果不把鳥放出籠子，鳥依然不會飛。

為此，下一步應該通過配套改革，把飛鳥的潛力真正釋放出來。這就需要建立以績效為導向的公職人員管理體系，包括公務員、國企和事業單位人員。高薪不一定養廉，低薪也不一定養懶，關鍵在于讓薪酬和編制浮動起來，打破鐵飯碗，怠政者能下，勤政者才能上。

另一方面，要改革央地財政關系，激發地方政府積極性。分稅制改革形成的財稅體系問題逐漸凸顯：財權事權不匹配、負向激勵、財政資金投放不暢。未來一要適度擴大地方政府對現有財政資金的支配權。擴大向地方財政的轉移支付、提高一般轉移支付比例；二要適度提高地方財政收入比例，新增比如房地產稅等地方稅種，適當擴大共享稅中地方財政的分享比例。

二策：放松管制，大幅降低服務業門檻，以市場力量突破供給瓶頸。

服務業是未來中國經濟和社會的雙重穩定器。一方面穩定經濟，另一方面穩定就業。國家統計局根據近兩年數據測算得出，第三產業每增長1個百分點能創造約100萬個就業崗位，比工業多50萬個左右。

服務業的發展瓶頸不是需求不足，而是供給不足，下一步必須通過供給端的開放來解決：首先是金融業開放。資本市場對外國投資者進一步開放；放松外資對金融業的持股比例；放松銀行業的牌照管制；允許混業經營。二是教育市場化。公立學校教職工未能獲得市場化的收入，缺乏有效激勵機制。下一步應該擴大學校的自治權和社會資本的辦學權；采用政府購買服務的方式，促進私立和公立學校的合作；發展民營教育集團。三是醫療民營化。地方政府可以甩掉財政包袱，社會資本可以獲得新的投資渠道，通過產業鏈實現盈利；醫院工作人員可以獲得市場化收入，一舉多得。

三策：擴張財政，提高赤字，發債減稅，從需求端解決產需不匹配。

當前我國“積極的財政政策”實際上還有較大的空間。2015年的財政赤字目標雖然提高到2.3%，但仍遠低于國際警戒水平3%，也明顯低于我國2009~2010年的水平，下一步可以繼續擴大財政赤字。從中央政府角度看，可以增發專項國債和特別國債，專項金融債作為一種特別國債，可以繼續擴容。從地方政府角度來講，可以提高地方債發行額度，并做好配套制度改革。

另一方面，可以考慮大規模減稅。“里根經濟學”應對滯脹的核心就是大規模減稅。我們可以采取的措施有：提高直接稅比重、減少重復征稅、個人所得稅指數化、分類稅制向綜合與分類相結合轉變等等。

四策：壓縮過剩，加快企業重組并購，從供給端解決產需不匹配。

經濟危機的實質是“過剩”，不解決產能過剩，就不可能走出危機。很多決策者對去產能聞之色變，認為去產能就是“破”，意味著砸機器、倒牛奶、社會動蕩。但事實上，去產能也是“立”，通過并購重組，可以有效緩解去產能的陣痛，同時重塑企業活力。結合國際經驗和中國困境，政府可以從以下幾點尋求新突破：一是推動大巨頭整合重組，可以從央企整合開始。從美日韓等國的經驗來看，化解產能過剩的過程一定伴隨著行業寡頭的整合和超級巨頭的誕生，要么大并大，要么大吞小。二是降低并購重組的制度交易成本。簡化相關法律流程與環節，降低并購重組的時間成本。監管機構放權，減少行政審批。三是發揮金融體系尤其是資本市場的融資、定價和監管職能。四是實施過渡期保護，為并購重組贏得時間。從企業并購到形成新的盈利點之前，可以由政府實行一定的產業保護。

五策：穩定樓市，組織中國版住房銀行，盤活存量，惠民生去庫存。

房地產既不應該被神圣化，也不應該被妖魔化。短期來看，房地產不穩則中國經濟難穩。中長期來看，中國目前城鎮化率只有55%，還有相當一部分人希望滿足基本的住房需求。對政府來說，房地產既是一個經濟問題，更是一個民生問題，必須想辦法支持合理的住房需求，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支持信貸融資。

對此可以考慮盡快成立中國版的住房銀行。通過購買商業銀行的房地產抵押貸款，盤活信貸資產存量，改善商業銀行的資產負債結構，提高其放貸意愿。同時改變保障房供應模式，購買存量，加快消化商品房庫存。

此外，要矯正房地產市場的制度扭曲：增加城市開發中住宅用地比例，降低購房成本；改革戶籍制度，讓人戶分離的農民工真正實現城市化，為合理的購房需求掃除障礙。

六策：推廣PPP，改善投資環境，加快科技轉化。

通過PPP和混合所有制加強政府資本與社會資本合作。政府向社會資本讓利，是應對當前中國經濟困境的必然選擇。對中國來說，國企私有化并不現實，更現實的是混合所有制。而PPP就是混合所有制的一種重要形式。為此有必要厘清中央層面的PPP頂層設計與領導機制，并完善相關法律體系，改善PPP制度環境。理清價格機制、財政承諾和預算銜接等問題，以立法的形式保障社會資本的利益。

另外，中國的研發投入占GDP比例為2.01%，與韓國、芬蘭等國家接近4%的水平仍有較大差距。技術創新一方面需要資本市場的市場化激勵，另一方面也離不開政府的整合和支持，尤其是一些重大科研項目的短時間攻關。建議在現有的中科院等國家級科研單位、高等院校基礎之上，組建獨立的國家級科研創新中心，采取市場化管理模式，并結合各地稟賦和技術優勢進行布局。

七策：守住底線，打破剛兌、清理不良資產，傳遞風險信號，頂住壓力倒逼改革。

貨幣政策失效的癥結在于商業銀行惜貸，商業銀行惜貸的癥結在于不良資產。存在癥結的商業銀行體系就好比出現了癌細胞的患者，不良資產就是癌細胞。醫生目前開出的藥方是嚴控癌細胞擴散，即嚴控不良資產、考核不良資產率，患者也出于恐慌少吃一切可能致癌的物質，導致惜貸情緒嚴重。

這種方法看上去無可厚非，但實際上僅能用來預防。在癌細胞已經產生的情況下，這種做法反而會加速病人體質弱化，形成惡性循環。建議監管層和銀行管理層提高風險容忍度，發揮逆周期調控的作用，不要順周期強化銀行的惜貸情緒。與此同時，加大壞賬沖銷的力度，提高速度；組建地方資產管理公司，剝離有毒資產；通過多種方式補充銀行資本金，加快不良資產的資產證券化。

經濟下行已經無法支撐剛性兌付，弊端愈發凸顯。借鑒韓國的經驗，建議我們抓住機會，倒逼改革破局，讓大而不倒的企業倒下去。不過也要為此建立配套的社會安全墊，防止次生社會危機發生。

八策：制定規則，主動二次開放，強化對國際規則的影響力。

新常態下的第二次開放必須要有不同于第一次開放的新思路。過去對外戰略的重點是“韜光養晦”，被動接受規則，現在的重點要轉向“有所作為”，主動改變規則。從歷史上看，一旦一個經濟體躋身全球前列，從被動開放到主動開放是必然選擇。

為此，我們首先要主動改變多邊貿易制度：一方面加快與各國尤其是發達國家的雙邊自由貿易協定和自貿區建設；另一方面加快推進多邊貿易協定和貿易區建設。

其次是要主動改造多邊金融機構。中國現在也需要自己的金融陣地，必須推動現有國際金融體系改革，比如加快國際貨幣基金與世界銀行的投票權改革，修改美國的一票否決權；再比如加快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絲路基金、金磚國家銀行、上合組織銀行等國際投融資平臺的建設。

（作者分別為民生宏觀研究院院長和高級宏觀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