會議：2011中國投資年會

    時間：2011年1月12日

    地點：北京萬豪酒店二層

    主持人：姚振山

    主持人：尊敬的各位嘉來賓、各位朋友，大家好下午好，由每日經濟新聞主辦的“因勢而變—change”為主題的中國投資年會馬上開始。今天北京仍然是比較寒冷，但是我想我們在這里已經夠感受到會場的溫度，也許不是經濟的溫度，但一定是我們大家對于中國經濟在2011年有一個良好表現的一種期望和希望。由每日經濟新聞主辦，每日經濟研究院提供支持的“因勢而變—change中國投資年會”現在正式開始！

     我是來自于中央電視臺財經頻道《交易時間》的主持人姚振山。每日經濟新聞是這兩年發展特別快的一家財經媒體，我們敢說真話，忠于讀者，而且能夠忠于事實，這是一個風格。這個風格受到了社會各界，我們的讀者，我們的政府，包括我們的公司各界的關注，也讓每日經濟新聞成為從2008年到2010年進步最快的新銳財經媒體。

     我自己也很榮幸能夠主持本屆年會，我想用一個詞就是“敬畏”，有新聞理想的人，有正確價值觀判斷的人，有善惡標準的人，會對這家媒體產生一種發自內心的尊敬，因為它真實，他敢頂住壓力說真話。畏懼它的肯定是依靠虛假、忽悠而謀取利益的，無論是企業還是個人。所以，我自己的評價是“敬畏”兩個字。

     這個年會主題叫“因勢而變”，我們肯定會對2010年這個勢，還有2011年這個勢，非常的關心。2008年開始，在這幾年我們用了最多的詞是最困難，最不確定，最復雜。到了2011年，這個詞將會有哪些改變？我們對宏觀經濟的預測，可以說消費不用測，進出口誰也測不準，那么投資都是在唱獨角戲。到了2011年，這方面會不會有所變化？如果放到股市上也可以看到，在2010年大型股票我們都說買不起，而小型股票我們也說買不起，2011年是否會發生改變？所以說“因勢而變”，我們下午我們的專家學者將會展開討論，希望大家今天乘興而來，滿載而歸。

    接下來我重點介紹一下出席今天投資年會的重要嘉賓：

     第一位，十一屆全國政協副主席厲無畏先生！我看了很多厲老師關于經濟界的文章，包括關于股市，關于結構調整，是一位居于“廟堂之高”，“擇優其名”的代表，我們再次用熱烈的掌聲歡迎厲老！

     第二位，每日經濟新聞的執行總編輯雷萍女士，歡迎您！每日經濟新聞是一個市場化的媒體，一個市場化的媒體在社會上要贏得大家的尊敬和敬畏，確實要真正為它的讀者，為老百姓能說幾句話，為政府提供真實的聲音，每日經濟新聞在這條路上走得是相當的好，讓我們都非常的尊敬。

    第三位，全國人大財經委賀鏗副主任。

    第四位，中國國家外匯管理局國際收支司長管濤先生。

    第五位，國家發改委產業協調司巡視員熊必琳先生。

    第六位，燕京華僑大學校長華生先生。

    第七位，國家發改委社會發展研究所所長楊宜勇先生，

     我們今天這個活動除了受到很多朋友的關注，也受到了媒體的朋友， 我們右側的大屏幕有一個現在非常時尚的傳播方式，就是微博，如果大家有興趣，希望大家積極的登陸微博，把你的觀點和我們現場的嘉賓，和大家一起來分享。登陸的方式，可以用你的手機，也可以用電腦。在微博正文前加上關健詞“中國投資年會”，這是現在最流行的方式。我得到最新的消息，阿里巴巴和百度要投新浪微博，據說要投1個億，新浪微博雖然剛開始，但現在估值已經有5億了。

    下面是最經典的致辭和演講階段。

     首先邀請十一屆全國政協副主席、經濟學家厲無畏先生致辭，大家歡迎！

    厲無畏：尊敬的各位來賓，女士們、先生們，大家下午好！很高興應邀來到這里參加由每日經濟新聞新聞社舉辦的“因勢而變—change2011年中國投資年會”，到這里來跟大家一起來探討2011年中國宏觀經濟的走勢和對明年投資策略問題。

     我也了解到，在去年的1月份，每日經濟新聞報社在北京舉行了第一屆的中國投資年會，這個會議在投資界也引起了大家的轟動。當今中國有三大財經日報：《21世紀經濟報道》、《第一財經日報》、《每日經濟新聞報》，《每日經濟新聞報》是三大財經報紙之一。《每日經濟新聞報》在2004年在上海創刊，那個時候我也在上海，所以就讀過這份報紙，2008年5月份報紙改版之后影響力更大，擴展到全國范圍，做了很多有影響力的輿論監督報道和投資策略的報道，所以，在業內也刮起了一股每日經濟新聞的旋風，我個人覺得這份報紙的發展前景還是很好！

     這次投資年會的主題是“因勢而變—change”，雖然看上去有一點拗口，但是這個主題還是抓住了2011年中國經濟中國工作的主要特點，就是“轉變”。我們知道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是我們明年中國經濟工作的主線，也是“十二五”規劃當中的一個主線。同時，中央也要求堅持把經濟戰略性的調整作為加快轉變經濟方式的主攻方向。我們在討論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問題的時候，首先要了解當前中國經濟面臨什么樣的形式，我們做經濟工作應該做到心中有數，這樣才能做到因勢而變。

     剛剛過去了2010年，從GDP的增長速度來看，已經超過了預期。根據社科院和一些研究機構的預計，我們去年的GDP增長率可能接近10%左右。但是中國經濟的發展速度雖然很快，但還是面臨著許多問題。比如去年下半年以來，在經濟增長當中物價的上漲也比較快，這給老百姓的生活和宏觀經濟的調控都帶來了一些很大的壓力。

     其次，雖然我們一直在說中國的糧食連續7年獲得了增長，而農民的增收也有望達到10%。但是糧食要穩定增長和農民要持續增收的基礎還是牢固，而且目前國際上也出現了糧價上漲的情況。

     隨著多年改革積累下來的問題，我們經濟結構調整的壓力在加大，特別是我們發展所受到的資源、環境的約束也在加強。從國際上看，明年世界經濟當然還會繼續恢復增長，但是在增長當中的不穩定性因素、不確定性因素還是很多的。比如美國最近出臺了量化寬松的貨幣政策，這就給全球的流動性帶來很強的負面影響，給我們的宏觀調控也帶來了很大的壓力。現在歐盟國家的主權債務危機還沒有完全解決，給我們的出口增長也是一個不小的沖擊，因為歐盟還是我們很重要的出口的區域。

     2011年是中國“十二五”的開局之年，如何實現《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指出的經濟結構的戰略性調整，有以下六個方面值得大家關注。

     第一，強力推進戰略性新興產業的培育和發展。中國經濟長期可持續，甚至跨越式的發展，有賴于能不能搶占制高點的產業。去年12月份國務院確定的七大戰略性產業，包括節能環保、新能源，還有生物醫藥等等，把這七大產業作為我們的戰略性的結構調整的一個方向。這個發展目標確定以后，就需要有系統的規劃，所以在信貸、稅收、投資等政策方面給予更多的支持，引領更多的社會力量向相關領域集聚，但不要一哄而上。

     其次，逐漸調整出口導向型的經濟發展戰略。經濟危機導致外部需求的萎縮，通過外需市場消化大量過剩的產能，這種出口導向的模式難以為繼，經濟轉型勢在必行。必須抓住“十二五”開局之年，盡快推出一攬子轉型計劃，扭轉投資力持續增高，消費力不足的問題，要向以消費為主導的方向轉移。由投資和外需拉動為主，以此為基礎，盡快出臺一攬子戰略規劃，要提高居民的消費水平，推進產業的轉型升級，統籌城鄉發展，推動市場化的改革，落實推動主體功能區域的戰略等等各個方面。并通過全面推進改革，掃清阻礙。

     第三，要積極的推進綠色經濟的發展，要研發推廣低碳技術，從構建循環經濟突破。

     隨著重視氣候問題成為各國領導人的共識，全球不可避免的進入到一個低碳的時代，誰能夠搶占這個時代的制高點，制訂這個時代的游戲規則，誰就搶占了發展先機，從2009年聯合國哥本哈根氣候大會上各國的博弈中就可以證明。在我們國內來看，中國政府向世界已經承諾，我們的減排目標，這個目標已經實實在在成為經濟的指揮棒，成為地方政府和企業發展的約束性指標。

     在這個基礎上，2010年12月份召開的中央經濟會議，就提出了這樣說法，強化節能減排和應對氣候變化，大力發展綠色經濟。同樣這不是一個口號，而是一個訊號，表明中央要求地方政府和企業變壓力為動力，將挑戰轉換為機遇，大力發展綠色經濟。在新的一年，應該把綠色經濟放到更高的位置，應該在“十二五”規劃中予以重點的表達。要出臺一系列的財稅、金融政策，來支持企業發展綠色經濟。

     我認為發展綠色經濟實際上從企業來講，最好還是從循環經濟開始突破，研發、推廣低碳技術。

     第四，積極促進創業產業的發展，并為各個產業的創新服務。我們國家文化創意產業在金融危機中也是逆勢上揚，不僅為“保增長”做出了重要貢獻，而且在促進消費和推動產業創新方面也做出了很大的貢獻。我們就消費而言，一般可以分為生存型消費、享受型消費和發展型消費三種，而后面兩種，也就是說享受型和發展型的消費都和我們文化創意產業密切相關。在小康社會當中，創意產業必將發揮越來越大的作用。而金融危機引發我國產能過剩的矛盾還需要我們調整產品的結構，開拓新的市場，加強品牌的建設。這就需要有創意設計，要開發創意設計策劃，廣告、會展咨詢策劃等等。

     第五，促進民間投資，著力扶持中小企業。在政府實施4萬億投資計劃和寬松貨幣政策的推動下，投資快速增長，促進經濟企穩回升。但是快速的投資經濟當中，民間的投資稍微偏冷一些。在最近的一年的調研當中，我們經常聽到民營企業反映投資渠道比較窄，條條框框比較多，“玻璃門”的現象還比較普遍。有些地方落實國務院的“36號文件”的積極性還不是很高，在落實政策當中還不一樣，各個地方不一樣，有的好一些，有的地方差一些。

     對民間投資還存在著歧視，民間投資是中國經濟充滿活力的重要源泉，如果民間投資的積極性沒有得到應有的支持和發揮，那么中國經濟的增長就難以持續。就業的問題也會拖累我們經濟的發展。

     第六，必須在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方面有較大的突破。改革開放30年來，中國經濟的實力是大大增強了，2011年，中國將超過日本的GDP，成為世界第二大的經濟體。但是，國民收入卻遠遠落后于發達國家，收入差距還在擴大，群眾對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呼聲也很高，也非常迫切。

     所以，我們從調整經濟結構來，調整收入分配結構也是調整經濟結構的一個重要內容。而且中央確定的擴大內需的戰略也需要收入分配改革的大力支持。所以作為“十二五”的開局之年，中央政府將在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方面要 采取一些切實的方案。要突破各種利益群體和部門的阻力，切實改善和提高人民群眾的福祉。以上六個方面是我們在未來面對“十二五”規劃當中需要重視的。

     最后，在新春即將到來之際，向出席年會的朋友表示新春的祝福，愿意大家身體健康，也預祝年會順利成功，謝謝！

    主持人：感謝厲先生的精彩致辭！有請第二位致辭嘉賓，每日經濟新聞報社總編輯雷萍女士，大家歡迎！

    雷萍：尊敬的厲主席、尊敬的各位領導、各位嘉賓，每日經濟新聞的讀者朋友們，大家下午好！至此2011中國投資年會開幕之際，我代表每日經濟新聞新聞報社，對大家百忙之中抽出時間參加本次年會表示最熱烈的歡迎和衷心的感謝！

     去年差不多也是這個時候，我們在北京舉行了首屆中國投資年會，邀請了來自政府、學界和企業家的代表，就2010年中國宏觀經濟形勢，就各界關注的資本市場、房地產市場等問題展開了討論。今年的年會主題是“因勢而變—change”，作為“十二五”的開局之年的2011年，中國面臨著比2010年更為復雜和矛盾的經濟形勢，變革和變化都將貫穿始終。

     在這樣的背景下不僅需要決策層的勇氣，也需要扎實的改革之道和創新之舉，需要在座各位嘉賓的智慧聲音。在過去一年里每日經濟新聞報社在領導和嘉賓、讀者朋友們的支持下，我們取得了長足的進步。我們相信在大家的共同支持下和我們自己的堅持下，每日經濟新聞在2011年一定能夠取得更好、更快的發展。

     最后，希望我們的經濟能夠發展得更穩一點，人民的收入能增長更快一點，社會還能更和諧一點，還要祝福各位嘉賓在新的一年里身體健康，工作順利，謝謝大家的光臨！

     主持人：雷萍女士請留步，今天是每日經濟新聞的一個年度盛會，我剛才也說了，我們對每日經濟新聞的印象就是一家令人敬畏的媒體。我相信去揭露一些虛假的事情，很多媒體以他們的專業能力也能做到，但是很多人不敢、不愿或者不想去揭露。如果說揭露是需要勇氣，我想問一個問題，這種勇氣從哪里來？

    雷萍：這種勇氣來自于我們的讀者，因為讀者需要真相，也來自資本市場，我們也有我們的社會責任。

    主持人：謝謝！能不能透露一下今年計劃揭露哪幾個？

    雷萍：我們相信中國資本市場和我們中國的企業，大多數企業都是非常有社會責任感的。當然有個別的企業有違規的事情，我們希望這個社會和所有媒體都來履行這樣一個監督的功能，還希望我們的讀者給我們更多的支持，給我們勇氣，謝謝大家！

    主持人：謝謝雷萍總編輯，我們大家一定會支持你和你的媒體，謝謝！我們兩位嘉賓的致辭完畢，接下來是比較精彩的主題演講階段。對于2011年來說確實有很多問題變得非常復雜，變得不確定。我們雖然知道2011年是一個轉變的一年，但是“轉”都知道，但是往哪個方向轉，轉成什么樣子，轉的結果又會是怎樣？我相信每一個人心中都有一個答案，但是每個人的答案估計拿出來說的話，都會有分歧。所以接下來有五個主題演講，有句話叫“兼聽則明”，從各個角度探討一下2011年中國的宏觀經濟政策走向、匯率變動等等問題。

    首先，用熱烈的掌聲有請全國人大財經委副主任賀鏗先生發言！

    賀鏗：女士們、先生們，下午好！根據這次投資年會的主題和聯系人對我提出的建議，我想就“全面建設小康社會與收入分配問題”，談一些個人的觀點。

    首先，我談談全面小康社會和基本小康社會的區別。

     大家知道在2000年的時候，我們實現了基本小康，或者說是達到了總體小康的水平。但是那個時候的主要目標是要解決農村中大約有1、2億人口尚的不到溫飽的基本問題。因此，我們的目標是讓全體中國人民都有一個溫飽，那是一個低水平的，而且是很不全面的，發展也是很不均衡的一個小康水平。正因為是這樣一個水平，所以在十六大的時候就適時的提出了要建設全面小康社會。

     全面小康社會這樣一個目標，不僅是社會經濟的各項指標要求更高了。特別重要的是，發展要均衡。城鄉之間、東、中、西部之間、個人與個人之間都應該發展均衡，收入分配應該比較均衡。而不是被所謂“被平均”這樣達到某一個水平，要達到真正的均衡。要在社會主義的總目標之下達到全面殷實的階段，實現社會的真正和諧，這是我對全面小康和基本小康的一個認識。因此，從2000年之后，一直到2020年，我們就應該按照全面小康的要求，絕大多數的人，全國絕大多數的地區都達到真正的小康，都達到殷實。

     其次，我想談談，為什么說“十二五”時期是建設全面小康社會的關鍵時期？剛剛開過不久的黨的十七屆五中全會，明確的指出“十二五”時期是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關鍵時期，是深化改革，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攻堅時期。關于“攻堅”這個含義，前不久我在沈陽談了我的看法，我今天想談談關鍵時期。

     我認為這個含義是非常深刻的，不是簡單的說它是一個攻堅時期，它是一個關鍵時期。因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時間一共是20年，現在已經走過了一半。那么在這10年當中，應當說我們國家在建設方面、在經濟方面，取得了長足的進展。GDP總量今年，或者說是去年躍居世界第二位，超過了日本。因此，最近美國等西方國家的一些政客們，把中國忽悠到天上去了。得

     但是，自己應該知道自己究竟處在一個什么位置上，要知道我們現在的問題和困難究竟是什么。我認為我們的問題就是，發展越來越不均衡，分配差距越來越大。可以說這種發展趨勢說得嚴重一點，正在與社會主義的目標背道而馳。

     鄧小平同志在南巡講話中說了一段非常精彩的話，他說“什么是社會主義？社會主義就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實現共同富裕。”這就是社會主義。我認為全面小康社會就是要實現這個目標，要實現基本的共同富裕。能否實現共同富裕關鍵就看“十二五”這個五年當中怎么發展。如果還像前十年那樣，讓我們的地區發展、城鄉發展差距越來越大，讓我們的個人之間分配的差距越來越大，這個問題就那麻煩了。所以，這五年能不能扭轉這個發展趨勢，是非常關鍵的五年。如果扭轉不了，那我們要實現全面小康社會的目標問題就大了。所以說，這是一個關鍵時期。

     這就是我們說關鍵時期、攻堅時期的真實意義所在。是我談的第二點。

     最后，我想談談我國收入分配的基本情況和調整的思路。我國收入分配現狀應該說已經達到了極不公平的邊緣，必須狠下決心，堅決調整。從城鄉差距來看，我們由改革開放初期的2.1：1，已經擴大到了3.3：1。世界上城鄉差異的一般水平是2：1左右，那么我們已經遠遠超過了世界上的一般情況。

     再從經濟系數來看，世界銀行測算的結果我們已經超過了0.5，大家知道0.4是一個警戒線，這是屬于收入分配的差距懸殊的表現。我們按照2004年世界銀行公布的數字來看，那個時候中國的經濟系數0.47，印度是收入分配差距比較大的國家，它的經濟系數是0.37，我們是0.47，美國的經濟系數是0.41，當然世界銀行的數字不能絕對的相信它，因為我們自己沒有公布這樣一個數字，只好參考，但是這是值得我們警惕的。

     2004年公布的那么多國家的經濟系數，唯有巴西比我們高，其他都比我們低。再從最高的20%的人口平均收入與最低的20%的人口平均收入，這兩個收入之比來看，這兩個收入之比中國是10.7倍，也就是最高的20%的人平均收入和最低的收入的20%的人的平均收入，兩項相比是10.7倍。

     而美國，這是一個資本主義國家，我們要記住，它是8.4。俄羅斯，我們認為也是一個從社會主義國家演變出來，值得研究的一個國家，它的比例是4.5倍。印度是4.9倍，日本是全世界這兩個比例最低的，是3.4倍，我們超過了10倍，這不能熟視無睹，不能不重視！

     再從行業收入的差距來看，我們最高的行業與最低收入的行業相差15倍，我們國務院系統改革過程中就是這么一個數。國企的高管的平均收入和社會平均收入二者之比相差128倍，這對于一個社會主義國家來講是很難理解的。

     由此可見，我們必須堅決對收入分配的結構問題進行調整。那么怎么調整呢？我只能談談我個人的認識，提供一些思路。我認為：

     第一，要嚴格實行最低工資制度，逐漸調整勞動者報酬在GDP當中的比重，調整這個比重必須是要實現科學的最低工資制度。如果說一個企業家要在中國辦企業，法律規定的最低工資水平都不能給職工，那就不能在中國辦企業，這也是各國的共同的做法。

     80年代初，我在美國學習的時候，我所在那個州小時工資低于6美元，就可以去法院告老板，一告一個準，中國這個問題沒有解決。我們不但最低工資制度實行不了，我們還欠職工的工資，甚至要我們的總理去幫著他們討工資，這是說不過去的。

     第二，要規范公務員、國有企業高管的工資制度，并且嚴格的按個人所得稅進行征繳。我們公務員的工資這次改革邁出了一步，但是還不能令人滿意。同是公務員，為什么不同地區，不同城市的工資會差那么遠？這在世界上是絕無僅有的。同是副部級的干部，國有企業的高管，為什么就可以拿那么高的工資？我們有一個國企的高管跟我比較熟，我們在一起開玩笑，他說我們是跟國際接軌。我也不客氣，我說你是高管，你跟國際接軌，但是你的職工跟國際接軌了沒有？所以說這個方面要規劃。

     第三，要加大財政稅收這個杠桿對于收入分配的調整力度，引到資金和人才向需要發展或者欠發達的地方流動，促進地區之間的均衡發展。

     最后，我要講的，最近我向媒體談了不少我個人的觀點，歸結起來說這些觀點不是主流的觀點，是非主流的觀點。之所以是非主流的，我想可能是我經濟理論上，一是，挑戰凱恩斯的理論，我認為是不成立的；二是挑戰弗里德曼的通貨膨脹理論，說通貨膨脹歸根到底是一個貨幣現象，我認為也是不成立的。所以，人家說要出現嚴重的通貨膨脹，流動性泛濫，我說不可能；人家說現在的經濟形勢很好，我說不能盲目，有可能出現經濟滯脹；人家說應該是寬財政、緊貨幣，我說應該是緊財政、寬貨幣。

     總而言之，我的許多觀點跟主流的觀點有點兒不大一樣。因此，不能保證它是正確的，僅供各位參考，謝謝各位！

    主持人：謝謝賀主任！下一位演講嘉賓為會議專門準備了PPT，熱錢問題在去年是困擾了很多人，包括后來央行行長周小川也提了“池”的問題。另外，匯率包括利率都是工具之一，到底這個熱錢在2011年我們應該怎么看？下面有請第二位演講嘉賓中國國家外匯管理局國際收支司長管濤先生。

    管濤：謝謝主持人！大家都知道，經濟只要開放，都會面臨國際資本劉流動沖擊的風險。作為中國來講，隨著改革開放30年，經濟越來越開放，我們也深刻的體會到了這種風險。所以，我今天演講的題目是“積極管理跨境資本流動的沖擊風險”。

    我現在想講四個方面的問題。

    第一，對昨天的公布的數字解釋一下。

    第二，回顧一下2010年的外匯形勢的主要特點。

    第三，展望一下2011年的外匯形勢。

    最后談談對管理跨境資本流動的個人看法。

     首先，分析一下去年外匯儲備增長狀況。央行公布的數字去年年末外匯儲備是28473億美元，比上年增加了4481億美元，跟09年的水平差不多。我個人分析4481億美元基本上跟我們外貿進出口活動，對外投融資活動是相符的，數據來源渠道也是可以解釋的。給大家報告幾個大數，一個是海關公布的外貿進出口順差，1800億美元，商務部的全年利用外資數沒有出來，前11個月是971億美元，直接投資資金流入是500億。我們還有很多企業、銀行到海外去上市募集資金，按照證監會公布的數據，前11個月是179億，大數全年是200億。還有一塊就是跨境人民幣計價結算，就是我們今年力推的，在擴大試點以后應該說跨境用人民幣計價結算出現了井噴，出現非常迅速的增長。

     用人民幣對外支付，雖然不是外匯形式，但是可以減少我們的用匯，變相的增加了我們的對外人民幣負債。從國際收入統計上應該屬于資本流入，這塊人民幣對外支付減去收人民幣的差，去年前年將近是400億美元。還有一塊，我們看了一下外管局說到前三季度外匯儲備的收益，再加上資產變動有800多億，全年加起來差不多1000億。還有外匯貸款700億美元。幾個數加起來是4600億，和外匯儲備增加4500億基本是相符的。

     第二，給大家回顧一下去年的外匯形勢的主要特點。剛才說了去年的外匯儲備增加了4000多億美元，這應該是第四年，從2007年開始，每年都是3000、4000億美元，應該說國際收支不平衡的矛盾應該是很突出的。我們“十二五”建議和經濟工作會議里再次提出改善國際收支狀況。但是在大順差的格局下，由于經濟的越來越開放，由于國際金融市場的動蕩，我們還有比較明顯的特點，就是波動性明顯加大，我們發現對流入按、流出的周期要用月和季度來衡量，不是用年了。

    從這幾方面的數據來看：

     1、銀行的外匯貸款投放出現了大幅振蕩，2008年前三季度，投放是9300億美元，第四季度和09年的一季度下降到了6000多億和3000多億美元。2009年二季度開始出現回升。2010年三季度投放了7000億美元，但是低于2007年和2008年的投放水平，但是高于2006年5500億美元的水平，這是外匯貸款投放，在危機中出現了波動。

     第二個外匯貸款的波動，外匯貸款是不可以用人民幣使用的，不會直接增加外匯市場的供給，實際上會減少外匯需求，會變相的擴大外匯市場的供求失衡，所以我們非常關注這個目標。外匯貸款從貸存比來看也出現了波動。2008年3月達到了73%，比2007年上升了74個百分點。在危機開始以后，雖然危機越來越嚴重，開始出現了下降，降到了2009年3月的117%。一方面反映了國內對外匯貸款的需求很旺盛，但是企業外匯存款增長比較慢，導致放款能力下降。

     另外，特別是去年5、6月份，歐洲主權債務危機發生，影響全球金融市場的流動性，所以5、6月份看到了外匯貸款下降。這里有一個圖表，大家都知道，目前由于存在著人民幣升值預期，同時，外幣的融資成本相對，特別是中國的企業股本少，負債高，所以負債美元化的操作，在當前的市場環境下是比較盛行的。

     我們把外匯局從去年開始，按月度公布了兩個數，一個是銀行結匯、售匯的數，再有是銀行跨境收付款的數按。我們發現有一個有趣的現象，就是5、6、7月份是順收少于順差的時候，一部分是起用的外匯購匯貸款。正好就是5、6、7月份，外匯貸款余額下降，同期我們的順差和順差出現了小于順差的模式。

     再一個波動就是外貿進出口劇烈波動，外貿進出口因受國際金融危機的影響，出現了一定幅度的下降，下降了14%，順差減少了33.6%。但是，今年隨著世界經濟的回升，開始補庫存，出現了強勁的反彈，全年的外貿進出口總額增長了34.7%，由于進口的增長快于出口，貿易順差下降了6.4%。從2010年的情況來看又出現了比較大的變化，上半年貿易順差是大幅收窄的，下了50、60%。由于貿易順差的減少，外需對中國經濟增長拉動作用有所減弱，不管出于什么原因，目前中國經濟實現了持續平穩較快的增長，很大程度上對內需的依賴進一步加大。

     同時，波動還體現在人民幣匯率，2008年下半年，隨著金融危機的爆發，人民幣對美元的匯率出現了變動。但是進行改革以后，人民幣匯率呈現了雙向的寬幅波動，從6月19號開始，人民幣兌美元的匯率中間價有78個交易價是升值。

     在交易過程中，人民幣對美元交易，有41個交易日在升值區間波動，有18個交易日在貶值區域間波動。

     第三，談談自己對今年外匯形勢的基本看法，今年仍然是順差格局，但是還會延續國際金融危機以來的大幅動蕩的態勢。一個是結構性的貿易順差問題短期內不會解決；還有一個，由于中國經濟一枝獨秀，同時，存在逆差的因素，有利于吸引國際資本流入，在這種情況下，仍有可能保持順差的格局。但是，這種波動風險會加劇，還有很多不確定性因素。特別是歐洲債權債務危機還在演變。

     最后，主要發達國家普遍實行寬松的貨幣政策，特別是美聯儲在實行量化寬松的貨幣政策，造成了全球的流動性過剩，特別是在實體經濟復蘇還沒有明確成效的情況下，大量的流動性在大宗市場，在金融市場上徘徊，造成了局部泡沫，會加劇風險，對我們都會造成大的沖擊。

     剛才說了任何開放經濟都會面臨資本流動沖擊的風險，中國面對的主要風險就是大量流入的風險，怎么面對這個挑戰？我有以下看法：

    1、引導市場主體樹立正確的風險意識。

    2、穩步推進人民幣外匯金融產品創新。

    3、按均衡管理思路健全監測預警體系。

    4、穩妥有序推進資本輸出渠道多元化。

    5、提高外匯管理政策和數據的透明度。

    6、加快建立境內多層次金融市場體系。

    以上是我的個人看法，歡迎大家批評指正，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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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持人：我聽到的一些說法，說美國的量化寬松的政策是針對中國，希望中國不斷加息，從而拖垮中國經濟。所以我們2011年的對策是繼續上調存款準備金率，繼續維持負利率，不知道對這個傳聞和觀點您是怎么看？

    管濤：首先，不論是匯率政策還是貨幣政策，都是人民銀行的事，我雖然是外匯管理部門，也跟人民銀行的同事有交道，但是這方面我們政策我們不予以評論的。談一些個人看法，美國的量化寬松是不是有意針對中國？要從兩方面來看：一方面，美國的量化寬松是從美國自身的需要考慮的，制訂的這個量化寬松，不能簡單說是針對中國的；另外一方面，由于美元本位的貨幣安排，美國的寬松政策必然會給其他國家，尤其是新興市場國家，特別是中國帶來挑戰，我們必須制訂政策的時候要考慮外部沖擊的因素。謝謝！

    主持人：感謝！說完熱錢的話題，再說說跟熱錢有些關系，但似乎關系又不大了，是關于產業政策的。都說2011年是“十二五”開局之年，到底今年的政策有什么變化？下面邀請國家發改委產業協調司巡視員熊必琳，有請！

    熊必琳：尊敬的各位來賓、女士們、先生們，新聞界的朋友們，大家下午好！剛才兩位專家都介紹了一些跟金融，包括宏觀方面的一些建議，我針對中國的產業方面談一些看法。

     4大家知道“十二五”建議和即將通過的規劃綱要，應該說是我們未來5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的一個重要指導文件。其中重要產業的生產力布局和調整規劃，還有現代服務業的發展規劃，是經國務院批準同意的17個國家級專項規劃的其中2個。這兩個規劃都是由我們國家發展改革委產業協調司來做的，所以我想圍繞我們的一些工作，對“十二五”重點產業生產力布局和結構調查，還有現代服務業發展談幾點看法。同時，也向各位匯報一下今年我們在這方面主要做哪些工作。

     今年是“十二五”的開局之年，我們中國面臨著更為復雜的經濟形勢，世情、國情繼續發生深刻的變化，經濟社會發展呈現一個新的階段性的特征，綜合判斷國際國內形勢，我國發展仍然可以處在一個大有作為的重要戰略機遇。要抓住這個機遇，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主動適應環境變化，有效化解各種矛盾，把握好我們中國在全球經濟分工中的新地位，積極創造參與國際經濟合作和競爭的新優勢。

     我匯報的第一部分是牢牢抓住和用好重要戰略機遇期，加快轉變發展方式，推動我國產業發展未來五年再上升新的臺階。謀劃未來五年的工業和服務業發展，必須對中國當前的產業發展階段性要有一個充分認識，做到知彼知己，心中有數。

    我想做幾個分析：

     第一，對當前我國產業的發展階段性，特征，要有一個充分的認識。這從幾個方面看：

     從三次產業結構發展變化規律，我國仍處于一個加快推進工業化和城鎮化的階段。為什么這么說呢？目前，我們還有50%的人口要通過農業生產就業。城鎮化的水平明顯低于工業化60%的平均水平，制造業大而不強，服務業發展滯后，應該說這是我們現階段的工業的典型特征。

     從2006年以來，工業對經濟增長的平均貢獻達到了47.1%，應該說仍然是目前拉動經濟增長的主導力量。目前這個狀況預期在“十二五”期間也不會發生大的變化。但是需要引起注意的是什么呢？我們雖然整體上處于工業發展的中期階段，但是存在著地區差異和不均衡。部分經濟發達的地區，應該說是正陸續進入工業化的后期階段，服務經濟比重逐步上升。

     比如說北京市，北京市現在大概三產的比重占到70%了，但是我們一些欠發達的地區只有30%、40%、50%。從比較優勢和國際分工來看，中國已經到了加快推動部分產業向價值鏈高端化邁進的階段。“十一五”以來，經濟全球化的速度越來越快，資本、技術等全球配置引發了國際產業分工的深刻變革。特別是后金融危機時期，全球范圍內的產業結構和國際分工的問題正在展開，國際競爭更加激烈，產業鏈的垂直分工已經成為國際分工的一種主要形式，跨國公司坐享超額利潤。

     我們國家絕大多數的行業，仍然處在一個國際分工的中低端，缺乏左右國際市場的話語權，加上我們的人均GDP接近4000美元為。隨著新興市場國家的迅速崛起，我們以低成本參與國際產業分工的優勢已經逐漸喪失。這次金融危機，我們多數企業，相當一部分企業損失很大，受到的沖擊也很大，也因為這個原因。未來五年，隨著工業化進程的加快和企業國際競爭能力的提升，應該說中國成為世界制造業的強國，應該是大勢所趨。引導和支持有實力的企業走出去，購買企業股權、品牌和技術，更高層次的參與國際競爭，謀求我國在國際分工體系中的更高地位，已經成為共識。所以說“十二五”期間，我們在國際化方面應該是大有可為的。

     其次，從發展質量和水平看，中國已經進入了需要全面提升產業素質自節。改革開放30年，我國制造業的體系，應該說是比較完備了，無論是技術裝備水平也好，從我們的生產規模和產量來講，比如說像鋼鐵、有色、水泥、化工等一大批重要的產品生產規模和產量，已經是多年連續世界第一。國際競爭力也在逐步增強，但是我們必須要清醒的看到數量和規模的龐大，并不意味著我國工業化的現代化的水平已經很高。我們相當多的行業還沒有擺脫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產出的發展模式，普遍存在產能低水平過剩，集約化程度低，自主創新能力弱，國際競爭力不強等共性問題。

     所以說“十二五”我們必須要在提升產業素質，提高發展質量上要取得實質性的進展。

     第二，重點產業生產力布局和調整，必須以推動我國的制造業由大變強，作為轉變的出發點和著力點。大家可以回顧一下，黨的十六大提出了走新興工業化道路的戰略，黨的十七大提出了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并且將轉變發展方式作為關系國民經濟全局緊迫而重大的戰略任務。從十六大到十七大，我們走過了8個年頭，進入工業化中期階段，我們“十二五”無論從建立現代產業體系還是提高產業核心競爭力，最根本的目的就是要堅定不移的推動我國由工業大國向制造業強國邁進。

     但是，這五年的任務非常艱巨，我們現在還面臨著產能過剩，淘汰落后，優化布局，8加快自主創新，推進企業兼并重組等結構性的任務，進展很慢，不適應轉變發展方式的要求。很多企業在生產經營有所好轉的情況下，但是動力不足，仍然希望以過去粗放型的模式來實現發展，就是上規模，上總量，忽視質的提升。恩

     所以說，產業結構不合理，發展方式粗放的問題仍然十分突出。這將嚴重制約國民經濟和社會的持續發展。同時，國內的煤電油運制約日漸增強，節能減排和應對氣候變化壓力不斷加大，加快產業結構調整的倒逼機制正在形成，轉變發展方式應該是時不我待，刻不容緩。

     （一）我們面臨著結構調整任務非常重，一個是過剩的產能使部分行業重新陷入經營困難。現在我們大概造船的產6600當萬噸，電解鋁2200萬噸，水泥超過22億，這些產能過剩的矛盾突出，但是一些地方仍然不斷上項目，引發過渡競爭的奉獻。

     （二）淘汰落后的壓力較大，還有1億噸的煉鐵，50萬噸的電解鋁，2.5億噸的水泥，這些落后產能按照淘汰落后的目標，要在今年年底淘汰。

     （三）產業布局不合理的矛盾突出。現在全國有46個城市都有鋼廠，都需要城市鋼廠的搬遷，同時還有部分地區建設石油煉化項目高漲，安全形勢緊迫，輕紡工業集中建在沿海地區，隨著土地資源的增長，緊張，勞動力成本上升等要素改變，迫切需要向比較具有優勢的地區改變。

     （四）傳統產業粗放制約戰略性新興產業的發展。目前整體看，企業的自主創新能力還是比較薄弱。去年國務院下發了關于戰略新興產業的有關文件，但是發展戰略新興產業所需要的高性能的材料，包括先進的裝備，還有關鍵的零部件，還有核心技術，在我國不能提供，所以傳統產業面臨著支撐戰略性新興產業的一些材料，我們還不能制造。

     （五）環境、資源約束加劇。一是礦產資源對外依賴度加強，我們國家的多種礦產資源都面臨著嚴重的短缺。比如原油，鐵礦石，鎳礦、鉀礦等，所有這些自給率都不足50%，進口壓力不斷加大；二是能源供給難以支撐，我們現在工業能源消耗的比重已經占到了前國的71.3%，在能源供應增速不低的情況下，一些地區仍在拉閘限電，一些高耗能、粗放性增長方式已經難以支撐了。同時，崩得過緊的供求關系也帶來了負面影響。

     產業發展方式仍然粗放性的特征，資源產出效率大大低于國際水平。2009年工業二氧化硫需氧量和排放量已經成為環境主要污染源，是加快轉變發展方式任務最緊迫、最艱巨的領域。此外，我們在經濟運行中出現的新情況和新問題，還需要我們應對。特別是針對我國貿易保護主義加劇，國際金融危機以來，一些國家為了保護本國產業，更加頻繁的對我國采取貿易救濟措施和設置各種貿易壁壘。范圍已經從發達國家擴散到發展中國家，產品從輕工、紡織品擴大到鋼材、有色金屬、輪胎、燒堿、純堿等原料。

     同時，我們還要著眼于推進產業結構調整以及解決長期困擾我國良性發展的矛盾，進一步深化財稅體制、投融資體制、價格體制、社會保障體制方面的改革。

     所以說，“十二五”我們重點產業布局和調整，主要把握好以下三點：

    1、堅持高標準，嚴格政策導向。

    2、堅持統籌國際國內兩種資源，兩個市場在開放中謀求發展。

    3、堅決貫徹落實區域發展戰略，促進區域產業協調發展。

     同時，我們還要抓住機遇，推動服務業的大發展。今年我們主要做這幾個方面的工作：

     1、按照國務院的要求，繼續抓好重點產業結構調整和振興規劃的貫徹落實。

     2、做好“十二五”規劃的有關方面的工作。包括服務業的發展。

     3、加快推進產業升級。年初我們即將要出臺《產業結構調整指導目錄》2011年版，并且通過召開新聞發布會等形式做宣傳，引導社會投資，流向國家鼓勵發展的行業和領域上來。

     4、推動一批重大項目的布局建設，綜合平衡鋼鐵、石化、有色金屬、造船、造紙等重大行業的產業基地發展，對資源、能源、市場等方面外部調整要求。通過調整和優化布局，打造符合現代發展的，具有國際競爭力的國家級的重大產業基地。

     5、促進區域協調發展，做好振興東北，促進珠三角、長三角、環環渤海等地區調整產業結構。

    6、做好服務業的發展工作。

     （1）編制好“十二五”的現代服務業發展規劃。

    （2）推進服務業的綜合改革試點。

    （3）嚴格制訂考核體系。

    （4）加快服務領域國際交流，提高服務業的開放質量和水平。

    我的報告完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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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持人：感謝熊先生！產業調整確實是我們在2011年大家都比較關注的一個話題，在這些產業里有一個產業可能這幾年一直在說，說要擴大內需來推動中國經濟向健康的方向發展，說得特別響，但是每年與內需相關的產業增長率似乎慢了一點兒，這里邊到底癥結何在，制度上有哪些完善的地方？下面請燕京華僑大學校長華生，他的演講題目是“擴大內需，與制度變革”。

    華生：各位來賓，下午好！感謝每日經濟新聞邀請我參加這個會議。因為是投資年會，大家關心的是經濟發展，我們經常批評政府太關心GDP了，我們媒體也有責任。因為我是從80年代改革過來的，中國經濟高速發展30多年，80年代的時候也有過年增長三四五六的時候，那個時候不覺得是什么問題。對于中國這樣的大國，經濟增長沒有那么大的敏感性，預測了半天還不如統計局重新校正一下。

     我覺得對經濟增長的過度敏感，好像改革開放過了30多年，我們承受力更低了，我覺得是有點兒問題的。因此，2011年中國經濟的增長在現在的軌道上有波動的繼續發展應該沒有什么問題。包括證券市場，一年多前華夏基金的投資年會上，當時我說2007年以來的調整要用年來計算，因此2010年的股市虎頭蛇尾。現在新的一年來了，我覺得新的一年，2011年股市雖然蹦蹦跳跳，但是不用悲觀。

     現在對于中國經濟的真正挑戰是有一些問題，比如包括這次匯率問題，本來匯率上升是一個大好事。人家嫌我們人民幣估值低了，說可以多買一些東西回來，出國旅游可以更便宜，我們自己不愿意，這是挺奇怪的事情。但是中國匯率的改革，確實面臨著一些問題，主要的問題是在于資源和要素的價格沒有充分市場化。因此，危險的，不好的，并不是人民幣在升值，新興發展中國家在經濟起飛階段逐步變成發達國家的過程中必然的現象，也是一件好事。危險是在于當你的資源和要素還沒有充分市場化的時候，這個時候你上去了將來再下來，這樣就容易形成金融危機的沖擊，就像90年代的亞洲金融危機那樣，

     所以，我們的問題就是匯率改革要和資源、要素的市場化要同步。

     對于中國經濟真正的調整，我講的題目是內需，我覺得把內需說的那么復雜就是沒有抓住主要的線索和矛盾。中國的內需問題關鍵在什么地方？中國13億人口，還這么窮，本來是沒有內需問題的。我們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老祖宗是馬克思，馬克思早就說過需求不足都是因為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不足。為什么有支付能力需求不足？肯定是因為貧富差距太大。

     包括我們要轉變結構，調結構的核心，中國最大的結構失衡是什么？是城鄉結構。中國的工業化率剛才說了到60%，中國的城市化率，官方的統計是46.6%，減去其中的1億多農民工，實際是34%左右，低于世界平均水平50%，這是我們造成的整個經濟失衡的根源。

     包括服務業的發展，在城鄉結構上，這么扭曲的時候，服務業發展不起來。包括我們講的貧富差距，中國的貧富差距快到0.5了，主要原因是什么？中國農村的經濟系數在0.3幾，中國城市的經濟系數也在0.3幾，在0.4的警戒線以下，把農村和城市加在一起就靠近0.5了，所以中國貧富差距問題的核心是城鄉問題。

     這幾個問題都指向一個比較核心的問題，就是我們今天，包括“十二五”要調結構，首先就是調城鄉結構，而不是把所有問題都說一遍，那樣解決不了任何問題。城鄉貧富差距的擴大，最主要的原因并不是現在天天講的收入分配，嚴格的說貧富差距收入分配只是一個因素，馬克思從來反對圍繞著收入分配做文章，因為他說生產條件的分配決定了你的收入分配。表現在城鄉問題上，需求不足，主要也不是因為收入。

     我一直說幾十年前我在農插隊的時候，一年只能掙30多塊，邊遠地區的農民連30塊都掙不著，現在我們家的小保姆是甘肅邊遠地區坐幾十個小時來的車來的，他們北京一年掙2、3萬，還免吃免住。在這種情況下，從收入的角度，差距是不會拉大的。而且從所有發達國家經驗來看，一定會縮小收入差距。統計局的數字統計方法是有問題的，當然他們的數據不可靠，從07年以來中國城鄉收入差距已經穩定，2010年一定在縮小。

     真正的問題是什么？是財富分配不平等，大大超出了收入分配不平等。用城鄉這個角度看，我們在計劃經濟的時代，年齡大一些的人可能記得，當時有一個一致的說法，就是靠“剪刀差”掠奪農民實現國家的工業化，這是當時蘇聯走過的路，也是中國走過了路，強制收購農賓的農產品。

     但是這些年來我們走向了另一條道路，就是利用城鄉土地的市場價格差，掠奪農民實現我們今天表面光鮮的城市化。不是農民工的收入低了，農民工的收入在2010年，全國普遍上升了超過20%，幾乎是GDP的兩倍，所以現在收入分配領域當中的很多流行的觀點，包括“十二五”規劃當中的提法，我個人認為是不對的，真正的問題是財富分配急劇的分化。在城鄉問題上，首先就是土地。

     我們現在的拆遷，為什么拆到全國去了？越搞越厲害。重要的原因當然是利益驅動，一般的說是由于地方政府沒有錢，我個人看法并不對，越有錢的地方越搞拆遷。所以不是因為沒有錢，是越有錢，胃口越大，雄心越大，錢越不夠。根子是出在什么地方？是我們制度本身存在問題，我們的制度設計有問題。

     比如拆遷問題上，我們現在圍繞著拆遷的那個“辦法”8打圈子，這不是問題的癥結，是在于國土部2006年出臺了整地占補平衡的暫行管理辦法。房地產業當中有一個“黃金定律”，位置是第一位的。北京土地的位置跟邊緣山區的位置相差十萬八千里，你可以在山區里造一畝地來，換城市的一片位置。根本的是要改變這種機制設計，要進行制度變革。這樣才能改變上億萬的從農村人口到財政，向開發商，向城市這種大規模的財產轉移。

     再比如，房地產，就是城市的房價，去年房價的調控盡管臨時控制住了房價，但是還沒有看到解決這個問題的真正辦法。不從制度上解決問題，我看房價的控制仍然是有問題的。包括現在保障房的建設，在制度的設計上還存在著眾多的漏洞。這些保障房是不是包括我們政府給自己的干部和職工修建的房子？是不是包括事業單位，包括大企業建的房子呢？這些保障房和經經濟適用房、限價房，將來能不能變成商品呢？

     內需不足的原因，馬克思早就說過由于貧富差距太大，我們現在貧富差距太大的原因首要的是因為財產差距。你的工資比別人高一、兩千塊，也趕不上別人的房子比你的大十平米、八平米。所以我們在貧差距上，在分配政策上的思路要重新整理，否則不可能改變我們貧富擴大和內需不足局面。

     除了這個話題以外，財產分配上，利用城鄉土地的市場價格差掠奪農村人口實現城鎮化，每年都以萬億的規模在進行還有千億規模的，這就涉及到 金融市場，涉及到銀行體系。最近周小川行長說了，要逐步推進利率市場化的改革。現在對于大多數勞動者來說，最主要的財產形式是存款，但是這五年的存款，如果存在銀行里，存一年定期的話，五年下來可能增長了12-15%。即使是存三年定期，五年定期，其增長也不會超過20%，而房價已經翻了幾番。

     所以，現在利率沒有市場化，不光是涉及到我們的匯率問題，金融政策的問題，也是一種財富再分配，一種嚴重扭曲的財富再分配的形式。每年以千億的規模，從普通勞動者和普通儲戶向銀行、向貸款企業進行大規模的轉移。所以現在的問題不是提高一點點工資的問題，何況要受到市場規律的約束。

     所以從銀行體系來說，利率的市場化是要擺到前面來，要擺在財富分配的角度，而不是作為配合匯率政策，或者是宏觀調控其他工具的一個犧牲品，長期保持負利率和低利率。因為如果按照市場化的利率，財富的轉移，從中低收入者，從普通勞動者，向銀行和企業的轉移，每年是以幾千億的規模在進行，這個就需要我們證券市場的變革。

     我們現在的證券市場，經常說是股市，證券市場本來應該以債券交易為主體，而市場化的證券交易會給廣大投資者提供真正的收入，買賣股票是投資性的收入，是經營性的收入，財產性的收入是你擁有財產，它自己就會帶來收入。所以，我們現在在這些概念上存在著相當多的混亂。

     當然，在我們的股市上，跟我們的內需和貧富差距也是有關系的。這就是大家普遍批評的中小板和創業板“三高”的現象，每天大規模的進行財富的再分配，這個里面是由我們中國股市投資文化的原因。大盤股向農業銀行10幾倍市盈率也破八了，這個是跟我們的投資文化，炒小盤，炒微盤是相關的。

     我們的制度也是存在問題的，這個問題不是現在圍繞詢價打圈子的問題，因為二級市場上的價格比詢價的價格還要再上一個臺階。我們現在在機制的設計上存在缺陷，其中一個主要的缺陷是創業板到現在為止還沒有推出快速下市的機制，納斯達克的市場上每年有幾百家的企業下市，高估會影響到財富的分配。另外一個原因是因為我們中股市的股本擴張是受控制的，在現行政策面特別的優惠那些高募集的創業板和中小板企業。從這個意義上說，新發行制度本身是正確的，但是在配合行政性的股本控制的情況下是有缺陷的。

     因此，真正要抑制中小板和創業板的“三高”現象，釜底抽薪的做法，要實行快速的下市機制，應該嚴格限制創業板和中小板靠高募集進行改變。

     歸結起來說，中國現在面臨的問題，主要的問題是內需的問題，內需的問題又主要是收入分配的問題。因為如果單單看社會商品零售總額的增長，我們不存在多大的內需問題，包括2010年以19%的速度在增減，當然那個也不光是居民，也有集團在消費，但是也一定是集團里面的人在消費。我們的問題關鍵是收入分配包括財產分配所造成的巨大差距遏制了我們內需能力的擴張。

     所以，我覺得在“十二五”開頭之年，重新理清思路，抓住中國經濟的主要問題進行制度變革，可能是我們面臨的首要任務，謝謝大家！

    主持人：您講收入分配，但是也講到了股市，關于創業板的問題，下周末我們還要討論。我有一個小問題，股市的問題您非常關心，您予測2010年的股市用虎頭蛇尾的這個詞，預測2011年是兔年，用一個成語您覺得會是什么？

    華生：兔的成語比較少，我只想到狡免三窟，兔年大家要增加清醒，我對2010年的股市當時不樂觀，對2011年的股市可以不悲觀。

    主持人：謝謝華生校長！從虎頭蛇尾到狡免三窟，2011年大家炒股票的時候還要留一個心眼。剛才談到內需問題，當然跟制度改革有很大的問題，內需問題跟收入分配改革也是密切相關，所以收入分配的問題是大家關注的一個焦點。接下來我們有請的是國家發改委社會發展研究所所長楊宜勇先生，也是國內主要的收入分配的專家，他的演講主題是“十二五期間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路徑”，有請！

    楊宜勇：很高興來參加今天的會，今天的會議題目是“因勢而變—change”，2011年是“十二五”的開局之年，我們要了解“十二五”的“勢”，發生了什么樣的根本性的轉變。在剛剛開過的十七屆五中全會上，中央給“十二五”的定調和“十一五”具有相同也有明顯的不同。關于主題，“十一五”以發展為主題，“十二五”以科學發展為主題，進一步強調發展要更加科學，要用科學發展觀來引領未來的發展。

     第二個是關于主線也有變化，“十一五”期間中央定義的是以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為主線，“十二五”以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為主線，增長和發展方式，這個小小的變化對未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大家說因勢而變，“勢”變的，就是逼著我們要往上做更高的要求。我們怎么變？奧巴馬上臺之前也說要變，上臺之后也說要不斷的變，只有變才能掌握主動權。所以變的方向就是要向更高、更精、更尖，向高精尖的方向來變，從而實現又好又快的目標。“快”不是我們唯一追求的，“好”字應該當先，在好的情況下，我們適當的快。

     總書記講加快經濟轉變的方式，跟我們產業布局是非常有關系的。總書記非常關心中國怎么跨過中等收入國家這個陷井，所以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包括我們的產業的謀劃，包括我們的產業布局，老是跟在別人的后邊，不能夠領先亞洲，不能夠走出亞洲，怎么能擔當GDP老二的角色，怎么從老二變成老大？

     過去的100年只有3個國家跳出了“中等收入”的陷井，就是日本、韓國和新加坡。100年里跳過“中等收入”陷井的國家不到2%，同樣21世紀100年，跳過“中等收入”陷井的國家，也就是2%左右。中國要成為100年中間的三個之一，而且要在頭一個50年作為其中之一，必須要變，而且要劇變，這就是為什么要變的問題。

     再有，形勢也相當的緊迫，我們金融危機應對的還不錯，恢復的還挺快，看起來也挺好，但是還存在令人擔憂的情況。看美國、歐盟的經濟也都增長了，但是失業沒有根本性的好轉，還要轉嫁，像奧巴馬今年要救14.7%的窮人。

     科技革命引領新的產業正在孕育中，而我們還是賣沙子、賣鋼筋、賣水泥，還津津樂道，如果不加快轉變是非常危險的，我們不轉變發展方式就會輸掉未來，所以轉變發展方式有非常重要的含義。

     “中等收入”的陷井，2008年我們的人均GDP才800美元，2010年我們達到4100億美元，未來的10年我們面臨著中等收入陷井的關口。2009年世界銀行定義的中等收入的上限是1.1萬美元，如果2020年跟2010年比的話，做的好就能夠跳過去，做的不好，就跳不過去。所以，這是形勢嚴峻的問題。

    收入分配非常的關鍵，但是分配也制約著內需。“十二五”重舉了共同富裕的旗幟，什么叫共同富裕？就是差距